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的阿富汗局势变动当中，尽管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撤军过程中的狼狈和对塔利班治理下的阿富汗未来局势的不确定，一个不太被注意但值得重视的细节是土耳其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作为一个地处亚洲最西端的国家，土耳其对遥远的中亚国家阿富汗事务为何如此热心？在复杂的阿富汗局势中，土耳其有何能力介入？回答这些疑惑有助于理解土耳其近年来的外交战略，更有助于理解欧亚大陆正在发生的剧变。

一、土耳其与中亚的联系

尽管远离中亚，土耳其与阿富汗以及周边中亚国家却有着长久的亲密关系。几个世纪之前，突厥语民族从今日包括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吉尔吉斯斯坦小部分在内的呼罗珊（或称霍拉桑）地区（注：9月份在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发动袭击的阿富汗恐怖组织自称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移民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些历史纽带在今天依旧维持着双边的人员与国家交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近年来积极推动与中亚地区国家联合成立突厥语国家联盟。

除了语言纽带外，伊斯兰信仰和其它方面的文化习俗的相似性也增强了中亚国家与土耳其的联系。冷战期间，由于土耳其属于北约国家，与这些隶属于苏东集团的中亚国家之间切断了交往。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相继独立，也都恢复了伊斯兰宗教信仰和传统民族习俗，由此拉近了与土耳其的关系，特别是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土耳其关系尤为紧密。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支持阿塞拜疆，与俄罗斯支持的亚美尼亚抗衡；与自称永久中立国的土库曼斯坦建立反恐合作；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二、埃尔多安的中亚战略雄心

在土耳其一方，在埃尔多安多年来的经营下，土耳其社会上下已经开始远离国父凯末尔所定立的融入欧洲的建国理念，转而接受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主义”，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光。土耳其与西方之间日趋凸显的矛盾进一步刺激土耳其社会追随埃尔多安，在内政外交上都转向激进，“新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思潮推动土耳其四面出击，寻求扩大地区影响，土耳其从此前以温和著称的“零问题”外交开始向“零朋友”外交转向。

在中亚地区，土耳其联合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成立了泛突厥语国家联盟，并不仅仅瞩目于中亚地区本身。由于中东阿拉伯地区目前在沙特主导下组成阿拉伯国家联盟，有意排斥土耳其，而伊朗也在积极建立中东新月地带，试图成为伊斯兰什叶派国家的带头人，土耳其自然希望通过联合中亚地区突厥语国家与其它两大地区势力抗衡。而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和伊朗等大国的夹缝中也寻求更多外部力量来维持平衡。他们在民族习俗、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上与土耳其接近，因此希望土耳其能成为突厥语系的带头人，夯实突厥语国家联盟的竞争基础，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保障和活力。

三、土耳其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关键角色

除了与中亚各国间的历史联系和战略合作外，阿富汗局势给了土耳其额外的战略机遇。土耳其与阿富汗的友好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阿富汗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承认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在阿富汗抵抗前苏联的过程中，土耳其也对阿富汗给于积极支援。

“9.11”事件发生后，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国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一道出兵阿富汗，但扮演者了极为不同的角色——土耳其军队只承担非战斗任务，主要负责后勤和喀布尔机场的安全维护以及阿富汗警察的训练。同时土耳其向阿富汗提供土耳其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援助，并参与各种重建工作。换句话说，土耳其在这场让阿富汗人极为反感的军事介入中扮演的是帮助土耳其重建的积极友好角色，而非西方侵略者。在占领期间，土耳其与阿富汗各部族和政治势力包括塔利班在内都保持友好关系，土耳其军人因为信仰和民族习俗的相近，与阿富汗当地人关系和睦，远非其它盟国可比。

阿富汗战争不仅让土耳其在阿富汗赢得其它盟友难以想象的好感，更帮助土耳其在北约盟友中赢得政治资本。在阿富汗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两次承担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组建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的指挥权，主要原因在于土耳其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有利于提升ISAF在阿富汗的合法性。

在阿富汗战争趋于结束之际，土耳其同样积极利用其身份优势帮助美国斡旋与塔利班的谈判。2021年3月，土美双方宣布将把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地址由多哈改在土耳其进行，以推进陷入停顿的的谈判。6月份，在北约领导人峰会与拜登会面后，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军队将继续留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协助美国和其它北约盟国完成善后工作，并在声明中高调宣扬自己在履行北约的责任、团结、积极作为。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与美国在喀布尔机场撤离的狼狈形象相比，土耳其表现地从容大度，依旧表示愿意驻守喀布尔机场，维护局势稳定。尽管塔利班最终拒绝了土耳其军队的驻守，但同时表示，只要土耳其撤军，土耳其依旧是阿富汗“最好的朋友”。

四、大国竞争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土耳其之所以能够在中亚各国包括阿富汗取得相对较好的外交关系，并非完全得益于埃尔多安的外交策略，而是根植于中东和中亚地区局势变动和大国博弈带来的机遇。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战略产生巨大转向，与美国和欧盟国家关系一路下滑，传统的“向西看”政策变成“向东看”，土耳其与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关系日趋接近。这种变化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原因，核心要素在于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影响力下降，军事介入的意愿和能力大为下降，美国的政策收缩产生的权力真空导致地区动荡加剧，俄罗斯和伊朗借机扩展势力，但是并不足以能够掌控全局。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多元身份——穆斯林国家、地区军事强国、北约成员国——让埃尔多安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抱负得以充分展示，也契合土耳其在新的时代寻求“战略自主”的意愿。

除了在利比亚、纳卡地区等的军事介入外，埃尔多安充分利用美、俄、欧大国间的矛盾，使用平衡战略，左右逢源，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对抗中相互利用，对北约的团结造成极大困扰，但也能够适时调整缓和盟友关系。相比于在中东的周边地区，土耳其在中亚面临的挑战相对要弱。除了距离减弱了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宗教和族群身份的相似性增加了互信外，土耳其与中亚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也得益于美俄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衰落。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式微，美国在该亚地区的影响力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大为减弱。俄罗斯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的冲击下也难以保持旧有的掌控。这种趋势也正符合中亚国家减弱俄罗斯的影响、寻求更多域外国家提供战略资源的需要。在阿富汗，美国撤军后土耳其势必会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友好国家之一，这将帮助土耳其进一步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

总之，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即有历史和文化基础，更得益于大国博弈造成的地区权力空间的扩展。在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完全控制该地区的情况下，土耳其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扩大。尽管依然受制于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制约，但是埃尔多安的外交平衡策略显示出土耳其长期以来所谙熟的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之道。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   2021年9月  总第二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