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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猜忌和误解,不仅有利于中非自身发展,也有利于让中国在更大范围内与西方共同探索全球繁荣新路径。

 

中非合作虽然意义深远,前景广阔,但横亘在这个宏大历史任务面前的挑战依然多重而艰巨,其中最为不幸的是来自西方社会一些人对中国在非洲的战略意图的猜忌和误解,由此带来诸多不必要的资源损耗和纠纷,甚至潜在的冲突。考虑到中非合作可以被视为“一带一路”的缩影和试验场,如何在非洲问题上化解一些西方人的这些猜忌和误解,使其理性地认识和应对中国的非洲战略,不仅有利于中非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让中国在更大范围内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探索全球繁荣的新领域和新路径。

西方人的战略焦虑和认知误区

大量报告显示,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提升日益感到不安。从学术层面上看,西方的大量研究,无论是基于理论分析、经验观察,还是数据分析,都认可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承认中国的投资和援助方式事实上给了非洲国家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让非洲国家有动力和能力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有些研究也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基建使得西方国家的工业技术和资本得以在非洲物尽其用。

但是在舆论和政治层面上,中国对非洲的发展究竟是在改变非洲的命运还是在阻碍非洲长远发展(例如造成资源依附或产业单一化),显然不是造成西方人焦虑的关键所在。在很多对中国的批评的背后不难看出,最令西方人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对非洲市场的快速占领和经济扩张背后可能具有的战略意图。在遥远的非洲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无视这个地区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持之以恒地开拓市场,以非常不同(甚至是“政治不正确”)的方式赢得当地政府的亲睐,既与非洲专制政权过从甚密,有时又在高风险(例如苏丹)或资源贫瘠(例如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国家大量投资——中国的长远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对西方在非洲甚至全球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什么?

尽管缺乏严肃的学术成果的支持,但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资本背后的政治和战略倾向明显,利益复杂多样,目的深远,远非单纯的商业驱动可以解释。2017年7月中国军队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之后,部分西方人的这些猜测当然也变得似乎更有依据。

理性认识中国非洲战略的多重性

这大概是国际关系当中最复杂,最让人头疼的部分。无论行为的表象和结果如何,国家间的矛盾往往来自对彼此意图的猜测。更糟糕的是,这些猜测通常无法证实,但也无法证伪。在非洲投资显然有利可图,否则西方人不会在中国之前去非洲经营几个世纪并且继续投资,中国的个体商人和国有企业也不会冒着巨大风险去那里做生意。

但与此同时,任何生意,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可能没有多重目的和长远打算。政府不是个体商贩,以眼前的利润为一切。即使是以单纯商业利润为目的大型企业,也需要多方布局,运用商业和政治的多重手段,为长远的市场竞争谋划。即便中国进入非洲市场的原初动力主要来自寻找能源矿产、培养新市场、转移过剩产能,中国政府也显然不会没有经贸之外的其他考量。中国资金在非洲市场拓展的过程中为中国政府扩大和巩固国际外交空间提供了机会,甚至成为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站在同一个阶位治理世界的资本,这似乎不应该被任何一个外交官视为不当之举。随着市场和外交空间的逐步扩大,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日趋复杂多元。吉布提军港的建立因此成为中国在经济扩展的过程中一个自然的结果,任何大国都会用军事能力来保障本国和盟国的经济活动。

但是这些变化是否能够证明中国的战略意图是在否定西方人在非洲的合理合法性?是否证明,如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2018年3月在非盟总部的演讲中所警告的,中国人的投资倾向反映出欲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模式?或者证明吉布提军港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军事对阵的开始?

任何国家在非洲的战略必然也必须多重而且长远。这既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是对非洲发展的重视。纯粹的市场目标无论如何重要,也需要明确的战略规划作为指导,保证长期发展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对双边合作的目标、优先选项、预期成果、实现手段、路线图、预备方案的制定等有明确指导依据。而且这样做也有利于第三方的预期,避免猜测和误解。中国的非洲战略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过多着眼于宏观的合作框架,但细节过于模糊,常常依赖政府部门和企业在实际操作中来填补。这样的战略是否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有待讨论。但不可否认,这些特点尽管让中非合作具有灵活性,也降低了动员整合能力和效率。就此而言,中国在非洲战略上仍然处在一个摸索、调试的时期。政府在宏观框架和落实细节方面都在不断调整,部门间沟通有待提高,企业的监管问题持续存在,再加上高大上的言辞与实用主义的运作之间的差距,这些都难免在国际层面引起不必要的困惑和猜疑。

但一些西方人显然对中国的这些阶段性的不足做了过多的猜测,在一些中国政府自己都未必想透彻或规划清楚的事情上大肆渲染,夸大扭曲对西方的威胁,与此同时否认中国对非洲的贡献,甚至阻挠中非合作。这些西方人的焦虑源于把这些猜测作为想象的事实,把未来的可能性视为当下的威胁,让自己陷入到困境中,试图用零和思维去处理中国这个新的竞争者。不幸的是,这样的思维会首先让非洲失去繁荣的机会,更让中西方陷入到无谓的冲突中,而西方自身也将失去未来发展机遇。

中国的非洲战略的全球意义

对一个国家的非洲战略是否合理的一个理性判断是,这个战略是否能让非洲这个最后一块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实现繁荣。换句话说,对非洲发展有益的战略就是值得认可的非洲战略。在这一点上,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已经在改变非洲的命运,彻底扭转了非洲长期积弱的态势,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

但中国的贡献除了中国自身的投资以外,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全球性后果是,中国进入非洲带来的变化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竞争,重新引燃了全球范围内投资非洲的热情,一度让非洲话题在“达沃斯论坛”上超过对中国的热情。这个投资浪潮显然不仅仅让非洲获益,也带动了全球经济复苏,让发达国家直接获益。例如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刺激下正在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和经济投入,以展开和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竞争”。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提升非洲的战略重要性,加大对非洲的投资。特朗普近期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时表示要帮助该国建设从首都通往印度洋的高速公路。这是发生在中国去年刚刚替肯尼亚修通了一条铁路之后。同样,欧洲国家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情。

中国的带动作用不仅限于投资层面。在机制合作层面,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树立了国际对非合作的“标杆”,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也纷纷效仿,或者改革已有的陈旧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机制,频繁召开与非洲国家的峰会,促进全方位交流合作。

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潜力。对待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西方国家可以从两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应对。一种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中国在非洲视为“新殖民主义”,把非洲变成全球扩张的基地。另一种是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非洲,让非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创造冷战结束以来下一轮全球繁荣。

这两个不同选择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需要理性的政治家做出务实的决断。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呼吁显得曲高和寡,但绝对必要,也并非没有响应。在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在非洲的认知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总体上的疑虑普遍存在,但是对中国的非洲战略最为不安的是美国。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能够更为理性地看待中国。

例如,自2014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多次表示中欧在非洲合作方面拥有巨大合作空间。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汉堡G20峰会上表示,中德在第三方市场,尤其是非洲地区合作潜力巨大。同样,日本从2017年以来也大幅度改变与中国的关系,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和非洲的专门领域都有涉及。美国的民间力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卡特中心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与中国政府和智库探索中美在非洲的合作。美军非洲指挥部司令沃德豪泽2017年9月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言时表示,美中在非洲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不合作是不明智的。

但是美国政府对这些变化反应淡漠。美国对中国在非洲的认知误区在于过多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非市场竞争伙伴,忽视了理性的竞争的另一面应该是合作。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本身也可以推动美国对非洲的投资。但危险在于,过多聚焦在竞争上,会挤压合作的空间,既包括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也包括中美之间在非洲的合作,甚至会干扰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的合作。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在东北亚地区和全球贸易秩序方面面临巨大挑战。而中美在非洲的合作,甚至是军事上(例如维和与海上安全)的合作,一度是令人期待的亮点,被视为弥合裂痕、重修互信的重要突破口。但是最近的一些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疑虑已经将这一亮点熄灭。

 

如果美国的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后果将会非常不幸:非洲不仅仅失去发展的机会,还将再次陷入群雄逐鹿的地位。最终受损的也包括急于寻找下一个增长点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贫困之上,更不可能建立在与中国的对抗之上。美国人的误区在于把过多的目光盯在中国身上,忽视了事情的本质:无论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有多复杂,中国进入非洲的最主要驱动力首先是全球范围内“南南合作”创造的新市场和新机遇。否则任何战略规划都会成为空中楼阁。中国在非洲的成功主要是在市场层面上,是对过去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一个挑战,但西方不应该视其为战略威胁,而是应该从全球发展这个视角来反思自己在非洲的失误。与其为猜测中国的非洲战略意图而焦虑,西方国家应该把精力投入到打造新的、更好的非洲战略中。

原文出自FT中文网,2018年9月5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272?adchannelID=&full=y&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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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慧生

寿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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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此前曾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弗吉尼亚州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全球战略、中美关系、国际发展、全球与区域治理、比较公共政策、发展中国家问题、土耳其研究。曾在国际刊物发表若干篇学术文章,是三本书的作者和合作者。最新专著《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Restructuring in China: the Authoritarianism that Listens?》由Routledge出版社2016年出版。2010年获得全美中国政治学学会(ACPS)最佳学者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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