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既缺乏有担当的领袖，也缺乏渴望变革的民众。在一个充满愤怒却又满足于现状的社会，再严重的危机也可以被轻易浪费掉。而美国失去的恐怕不会只有十年。

2008年11月，刚刚获得总统大选的奥巴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应对在9月底才开始爆发但已经吞噬了华尔街和全球经济的那场金融危机。11月19日，被奥巴马指定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伊曼努尔(Rahm Emanuel)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留下了一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话：“永远不要让一场严重的危机浪费掉。”（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to go waste)。

十多年之后，历史仿佛回到原点，另一场可能是更为严重的危机再次吞噬美国。而这场由肉眼看不到的病毒引起的危机是否会被浪费掉呢？

一、危机与制度选择

很多人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甚至认为此次疫情开创了新纪元，历史将被划分为疫前（BC）和疫后（AC）。这些说法并不夸张。因为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往往是由重大事件来定义和塑造的，就像地震让河流改变方向进而产生生态、经济和社会政治后果，我们常常称此为历史关键点（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一次制度变革的机会。如伊曼努尔所说，重大危机让过去很多不可能做的事情成为可能，因为重大事件的发生常常导致众多因素汇聚、破坏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平衡，为权力重新分配创造机会。因此重大历史事件具有系统重设、重新洗牌的功能。统计数据也会指出，成功的改革往往得益于危机。可以说危机的深度与改革的力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并非自动产生，而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的后果也未必是单向和线性的，而是有多种可能。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让各个社会得以有机会重新选择，之后受路径依赖的影响，各个社会渐行渐远，在下一个历史转折点之前可能永远错失机会。这种现象被称为制度漂移，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是黑死病造成东西欧的制度分叉。此前东西欧之间制度差距较小，都是封建制和农奴制。但是黑死病造成的劳工短缺在西欧让农民有机会摆脱农奴身份，最终摧毁掉封建制，为工业革命铺平道路。但在东欧却发生制度倒退，甚至在1500年后产生二次农奴制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和地主间的权力分配在东西欧有很大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制度选择。

此次疫情向所有国家提供了一次制度选择的机会。正如弗里德曼特意强调的，现在是科技创新和制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不可轻易放弃。遗憾的是，伊曼努尔的话和此后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成果也反映了事情的另一面：危机可以轻易被浪费掉。

二、历史为鉴

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中缘由，有必要回顾历史。

伊曼努尔不是第一个说那句话的人。类似的话被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重复过。早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组建联合国期间曾说：“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

丘吉尔说出了一个真理，但完美实践这个真理的却是他同时代的另一个伟人，而且早于他说这句话之时。1929年的大萧条和接踵而至的全球贸易战将美国和世界拖入深渊。那场危机最终促成了罗斯福的新政改革，让美国一洗此前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积弊，进入一个平等繁荣的黄金时期。自然，美国的经济重振和社会重构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福音。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罗斯福的声望也让美国政府有能力介入二战并领导建立起战后世界秩序，也让丘吉尔有机会说出那句名言。

将近80年之后，大萧条之后最大的金融危机（经常被称为“大衰退”）降临后，雄心勃勃的奥巴马却无力带领他的团队（伊曼努尔是奥巴马首届政府的核心人物）打造另一场新政，反而成为一名建树不彰的美国总统。他执政时期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医疗改革，试图改变美国的福利短板，像罗斯福的《福利保障法》一样让美国大众有能力抵御危机。但是事实证明，这场改革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效，反而激化了美国两党之间甚至社会内部的分裂，让奥巴马的其它改革目标成为泡影，在第二任期成为跛足总统，内政外交都举步维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特朗普的上台提供了机会。

再十年之后，另一场由病毒引起的几乎更危急的经济风暴笼罩美国。而这一次，人们连雄心勃勃的誓言也不再听到。救市措施频频推出，但改革似乎从美国政府的行动指南中彻底消失；人们听到更多的是美国政府对国际组织和其它国家的指责和改革要求。

三、改革悖论

为什么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异？熟悉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人可以指出大量原因。最为明显的一个因素显然是政治领袖和精英的关键作用。新政的成功离不开罗斯福总统的改革魄力以及他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技巧，例如对改革顺序的把握，与金融界的斡旋，使用炉边谈话的方式引导大众摆脱恐惧，重振信心和勇气，正面应对危局。此外，当时的美国社会尽管贫富悬殊严重，不满情绪弥漫，但与今天相比，却没有身份政治的干扰。也有人从社会心理层面解释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来源于美国人对改革的畏惧。例如著名经济学家Tyler Cowen在一本叫《自满的阶层》（The Complacent Class）的书中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失去往日移民社会的创新动力和进取心，对于变革已经失去兴趣。也有美国人将今天的美国社会讥讽为“健怡可乐社会”——想要健康却不愿放弃享受；想要社会福利却不愿意交税；想要清洁的环境却不愿意减少碳排放。

这些因素显然都很重要，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限制着今天的美国社会的行动决心和能力。这里想要补充的另一个因素涉及到改革的一个悖论。改革需要危机的刺激；但是应对危机的能力却也可能让改革错失机会。罗斯福新政成功的重要基础是大萧条造成的巨大冲击——高达25%的失业率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滑——导致美国社会被逼到绝境，无路可遁。另一个相关的原因也在于危机初期胡佛总统的应对失当而造成的额外痛苦激发了美国人支持罗斯福改革的决心。反观今天的情形，研究大萧条的专家都会指出，虽然今天的危机和大萧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不太可能会出现大萧条级别的破坏性，原因是美国政府已经学会吸取胡佛当时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的教训，采取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方面为民众纾困，另一方面避免了1929年出现的银行大范围倒闭、市场流动性危机。

但是问题也恰恰在此——躲过了危机却也让改革失去动力。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和手段比以前显然要丰富得多，但政府和社会对于更深层次的改革的需求也就降低；我们习惯上讲的“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外在刺激也就更难获得。

四、失去的十年

渴望变革的奥巴马总统曾经警告他的国民：必须警惕防止美国社会步九十年代的日本后尘，在一场金融危机之后不思改革而陷入到“失去的十年”。但是他的话并没有产生效果。除了医保改革，他的危机应对手段更多的停留在救市，此后金融领域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和侵蚀有增无减。而华尔街对这位左派总统从未心怀感激，也无意配合他实现改革。左派则批评他过多关注于两海岸城市地区而无视中西部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美国人的困境，而这些人是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但是解救这些地区的改革显然不可能局限于货币和财政政策，而是需要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这自然会涉及到财富甚至政治权力的分配。

奥巴马没有能够完成这方面的改革，也许是他本人的策略和能力的问题。但是奥巴马医改受挫却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因为改革的主要受惠群体是低收入人群，包括这些中西部地区。为他辩护的人会用温水煮青蛙的理论来说明，奥巴马的失败在于美国社会整体缺乏足够的改革热情。回到上面所谈到的一系列阻碍改革的因素，再反观过去这几年来的情形，美国人应该至少会怀念奥巴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而今天，我们只能说，美国既缺乏有担当的领袖，也缺乏渴望变革的民众。在一个充满愤怒却又满足于现状的社会，再严重的危机也可以被轻易浪费掉。而美国失去的恐怕不会只有十年。

文章来源：FT中文网，2020年5月12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7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