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洲之行中高调提及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让“印太”概念正式进入美国政府官方话语体系。一年之后的2018年11月17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APEC峰会上发表演讲，再次高调宣讲“印太”战略的意义，并且把矛头明确指向中国。对此，中国有必要理性认识此概念的内在动力和局限性，合理加以应对，使其顺应中国的战略目标。

  “印太”概念在学术和智库层面出现已久，至少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其核心在于将印度纳入到美日澳三方合作的既有框架中，扩展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覆盖。“印太”概念第一次成为政府战略概念始于安培晋三第一次任日本首相期间，于2007年访问印度时提出以此概念来建立一个打破地理疆界的“更为广泛的亚洲”。安倍的“印太”概念更多地着重于经济层面，希望此概念涵盖下的两洋两洲（亚洲与非洲）范围内的一体化地区可以为世界稳定和繁荣带来活力，成为日本开辟外交活动的新平台。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安倍积极游说美国政府接受此概念。但是奥巴马政府外交重点更多在亚太而不是印度洋，印度的位置和作用都不清晰。“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让美国外交重点又回到中东，使“印太”概念落实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成熟战略所必须的关系架构缺失。

  但是“印太”概念背后的经济和安全动力并未消失。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效果不彰，根本原因在于主要依赖美国自身的实力和日韩等旧有盟国的配合来制衡中国，事实证明力有不逮。而中国以“一带一路”实施西向战略，令美国无法固守亚太地区，必须随机而动，向西扩展，如此势必要借助印度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和澳大利亚横跨印太两洋的地理优势。而中印之间的战略对抗让特朗普政府看到机会可以拉拢印度，让“印太战略”落地实施。

  因此可以说，印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版，是美国试图在一个更广的地理范围内团结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尤其是印度，以对冲中国的影响。其背后的战略需求是结构性和长期性的，不会随着政府更迭而消失。但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转变本身显示美国维护亚洲安全的能力在下降，不得不借助于更多伙伴，在更长的战线上与中国博弈。
 

  尽管美国以“印太战略”来制衡中国的意图明显，但把“印太战略”简单视为遏制中国的工具，显然会忽视这个概念提出背后的复杂背景，令中国失去对全局的清醒认识。

  “印太战略”的提出是各方利益考量汇聚的结果，其核心的和持续性的动力来自于各国应对亚太地区力量转移带来的冲击。这个冲击导致的结构性变动只能在权力分配达到新的平衡时才会趋于结束，而这必然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

  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崛起、美国和日本在地区内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各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都有强烈的动力寻找新的框架来维护自身利益，伺机扩展影响。中国自然是这个变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也是“印太战略”最重要的目标。但在参与方多元复杂的动机里，“印太战略”的终极目标指向并不仅仅是遏制和制衡中国，而是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和利益的再分配和再平衡。为实现此目的，中国既是一个需要制衡的对象，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合作方。

  中国需要从这个宏大视角出发来应对“印太战略”，提出自己的方案，积极参与到这个结构性变动的调整中，在参与中塑造新的地区安全和经济架构，在自身利益和其他各国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无论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还是东盟国家，在对“印太战略”概念的理解上都有明显分歧。几乎所有支持此概念的国家都希望借美国来平衡中国，以提升自身的战略地位，而非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无法接受的。在仅有的两个支持“印太战略”的国家中，越南是为了维护在南海的权益，印尼则希望借此实现自己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

  作为核心成员的美日印澳也有不同诉求和策略主张。例如美国更多关注于维护地区安全和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本对扩大市场和构建一体化经贸区更有兴趣；而印度和日本对战略自主的诉求显然与美国的需求有所相悖。特别是印度的独立自主外交传统和对域外国家介入的天然反感会很容易令“印太战略”失去最为关键的合作方。这些分歧导致“印太战略”注定是一个具有多重指向性、充满内在张力、缓慢演进的博弈过程。

  印太概念的另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是一个缺乏内在凝聚力的区域概念，一个完全出于战略、安全而人为建构的概念，缺乏坚实的政治地理的现实基础，也缺乏社会、文化上的认同。印度洋与太平洋两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动性并不很强，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是两个相互分离的战略区域。马六甲海峡作为历史上分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天然障碍难以短时期内被改变。印太地区的庞大覆盖面也很难允许建立一个被任何单一力量支配的安全架构。因此“印太战略”即使落地也必然是包容性的。

  此外，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已有很多合作机制和安排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为美国及其部分盟国量身定做、更好地重塑美国对地区秩序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概念，势必对该地区已有的区域概念、协同机制、合作安排形成冲击，招致反弹。例如东盟、印尼、韩国等地区机构和中等强国的地位因为澳大利亚、印度的战略重要性的提升而受到威胁；这些国家也担心有可能被卷入到大国纷争中——在美国对印太概念的地理表述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需要限制、防范和应对的对象，因此本质上有可能会加剧地区集团化对立，加大中美间战略猜忌，引发地区不稳定。正因如此，莫迪总理在2018年6月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表示，“印度并未将印太区域视为一个战略或是有限成员的俱乐部。它也不应成为一个需求支配的集团。”

  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印太战略”注定将是一个结构复杂、进展缓慢、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宏大项目。对此，中国不必急于反应，更不必以敌视心态对待。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自身的反应决定“印太战略”的发展走向。中国已经成为印太地区繁荣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对地区各国有根本性影响，也就成为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中国能够塑造甚至主导印太的首要条件。如果中国能够用更为积极的方式提供地区安全保障，处理安全纠纷，帮助地区内各国构建共享秩序，弱化地缘博弈，那么无论“印太战略”如何演变，中国都将成为其主导力量。

来源：大国策智库，2018年12月2日 http://daguoce.org/article/88/4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