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弥漫之际，决策者最需要的素质是保持冷静，能够从全局审视自身的位置和处境，积极调整战略。对中国人来说，再找不到比今天更合适的机会来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了。从2018年初以来，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日益强硬，导致国内舆论群情激奋，中美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中美关系也进入到一个历史转折点，正在朝向令人不安的方向演进。但现在有必要退一步，从中美关系的全局，甚至从超越中美双边关系的全球视角，来重新思考目前阶段中美冲突的本质。

一、冲突的本质：战后国际秩序内的理念分歧

一个很显然的结论是，此次中美贸易战已经远远超出贸易的范畴，而是演化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恰逢中美建交四十年之际，两国关系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不安。过去几十年间，中美之间即使有冲突或摩擦，但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明确分工而产生的利益契合让双边关系基本上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随着两国国力的消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种格局正在消失，冲突或紧张关系正在成为双边关系新常态。

但是如何理解这种冲突的本质，如何预期冲突的范围和程度，并非易事。目前对此的讨论中，有些聚焦于文明/文化层面的冲突，有些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使得双边关系回到冷战时代，美国正在实施一个新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也有些把今天的态势与二战前国家间寻求力量平衡，争夺霸权相比较。

这些解释尽管有各自的道理，都忽视了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中美两国的冲突是在战后自由主义秩序和原则框架内的大国角力。这个秩序依然对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的行为产生重要制约作用，保证冲突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是目前全球层面安全稳定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这个秩序正在面临从未有过的危机和挑战，它对大国的制约能力正在下降，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在加剧。对当前局势的全面解读需要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交互影响。

战后国际秩序仍在制约大国冲突

首先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之后确实引发了对战后国际体系的担忧。但此后一年多的发展趋势来看，战后国际体系表现出非常强劲的约束力。国际社会在自由贸易、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等各个议题方面都表现出高度一致的认同。特朗普近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明显受到各方反对。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我曾经指出过，反对特朗普的不仅仅是世界各国政府，更重要的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就是说，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和对战后国际体系的威胁并不代表整个美国社会的共识，而仅仅代表美国社会当中在战后被边缘化的一小部分团体。这个对我们理解目前的中美贸易冲突也应该有帮助。目前大部分人会认为，美国社会自上而下，从左到右，已经形成了反华共识，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忽略了美国社会的多元、甚至是矛盾、分裂的特点。从全球层面来讲，这个论断当然更是有问题的，忽视了西方世界的内部多元性，尤其是忽略了美国之外，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等这些发达国家，对战后自由贸易和安全体系的高度认同。

从这点来讲，把目前的危机描述为新冷战缺乏依据。冷战的一些基本条件目前完全不具备，例如，对立的意识形态，消灭彼此的战略目标，特别是两大经济的各自独立和以对抗为目标的两大军事同盟，目前都完全不存在。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美之间的对立的根本动力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冲突。即便是双方政治体制的差异在此次冲突中也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更准确得说，利益冲突会在特定情况下会使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变成双方彼此攻击的工具，但他们本身并非是冲突的根源。

此外，历史的视角有助于更好理解现实矛盾。冷战的最主要特点是遏制，而遏制的最根本含义，根据乔治·凯南的解释，并非是直接的军事打压，而是通过不接触，从经济上将对方困死。这完全不符合目前的现实。用李克强总理2017年的话说，中美经济关系是“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合作格局，”两国“合作广度深度以及对全球的影响都前所未有”。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冷战如何开展？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最多只是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制衡，即通过各种手段，让一个崛起的大国无力挑战守成大国。但制衡本身并没有经济上孤立封锁的含义，我们在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上也看不到这个趋势。目前讨论的所谓去接触（disengagement)远远谈不上经济上的遏制。军事上也没有这样的联盟基础。

“美国优先”原则对战后秩序的破坏是冲突的根源

建制派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的解读是，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这个论断可能过于悲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显然否定了美国人在战后一直坚信的一个价值观——世界的和平繁荣是美国繁荣强盛的基础。相反，在关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特朗普给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答案，用“美国优先”原则将美国推回到传统国家的定位，将国际社会推回到传统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中，刺激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让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制约机制被弃之一旁。

我在特朗普刚上任时曾写文章警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是对全球的威胁，因为战后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无力适应变化的环境，由以前的一个强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依然强大但“孤立”的美国。具体来说，“美国优先”原则的孤立主义倾向虽然让美国明确放弃国际责任，但并未让美国放弃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丛林后，孤立的美国会对自己的利益更为看重，对他国的利益也更为敏感。虽然已经没有力量统领全球，今天的美国仍有足够能力造成破坏，用经济和军事手段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角斗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竞争国家，反而成为最让他不满的国家，自然首当其冲，尽管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符合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理念。

但从另一方面看，特朗普的理念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更不能代表西方社会的整体认知。而过去一年多的经验也证明他没有能力完全左右美国未来的走向，挑战全球秩序。换句话说，目前中美冲突引发的全球震荡是可控的，其震荡幅度可以被维持在现有治理框架之内。相反，过于悲观的认知可能会限制我们对目前现状的创新意愿和能力。

二、改革开放是中美相向而行的基础

超越特朗普的个人认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价值观上发生转向，并非源于文化或意识形态，而是源于改革开放的不足，具体表现包括产业政策调整乏力，产业布局严重不平衡，金融和资本的政治影响过度，企业和国家竞争力下降，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福利体系滞后，严重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正义缺失等等。只有解决这些发生在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才可能让美国在战后长期维护的价值观重新成为主流。这些调整即使无法改变中美大国竞争的现实，保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但至少可以把竞争纳入到一个积极共赢的维度。

但这些改革显然极其艰难，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政策接纳外部挑战。相反，特朗普现在热衷的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搅乱市场，将经贸问题变成政治动员工具，用保护主义回应市场竞争，显然无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是中国迫切需要的。目前在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对中国的国家主导市场的做法的不同理解，特别是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政策，难以为西方接受。这个被西方国家长期诟病的问题涉及到对国家市场关系的根本认知，其复杂性常常不为一般西方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所理解和接受。但中国的市场干预的某些成份具有东亚经济体的共性，例如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这些不必因为欧美的反对而轻易放弃。但也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很多做法是中国过去计划经济的残留，让某些利益集团获益，却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也对全球市场造成破坏，所以理应被抛弃。中国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遵循一种被西方完全认可的发展模式，但承认并改变中国现有体制中的弊端，从根本上讲，需要通过开放来推进改革，让市场自己寻找出路，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方式抵抗市场规律。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应该认识到，开放意味着市场主导；改革意味着利益再分配。开放是改革的前提；没有开放的改革是虚假的改革，最终难以为继，甚至造成更多的矛盾。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经历过40年改革开放的痛苦调整期，尽管目前仍然面临巨大的结构性调整，但国民已经在心态上度过最艰难的适应阶段，政府也积累了大量应对经验。相反，美国在冷战结束后长期享受全球化红利，国内缺乏调整压力，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几乎完全没有预期到中国和新兴市场可能带来的竞争压力，因此危机产生之后也没有足够的应对机制，心态上更是难以适应。因此在此轮竞争过程中，美国远比中国要焦躁不安，也更具进攻性和破坏性。但无论如何，改革开放是中美相向而行，在大国竞争中保持和平繁荣的基础。

三、超越中美关系才能更好地维护中美关系

中国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放弃对美国自我革新、重新维护国际秩序的幻想，主动“去接触”（disengagement)，另起炉灶，另立山头，用传统丛林方式抗衡。尽管这个思维尚未被中国政府接受，但“中美对抗不可避免”，甚至“中美必有一战”的认识在舆论界似乎正在呈现主流之势。这样的话会陷入中美关系一种狭隘的框架，就是狭隘到大国军事制衡的逻辑当中。

另一种选择是超越中美冲突，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出发，认识到复合型国际关系是当前世界权力分配新格局，通过多极治理机制管控两极冲突。换句话说，中国应该尽力维护国际秩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把中美视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成员，把维护中美关系视为维护国际秩序这个任务的一部分，而不被大国制衡的狭隘视角所桎梏，从而为中美各自的内部调整改革提供更好的国际制度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经贸关系依旧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可轻言放弃，但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也是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条件，二者互为依存，彼此促进，以经贸关系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国家社会间互信，从而提高中美冲突的成本。

后一种选择并不容易，需要在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国内发展三个层面提供中国的贡献。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需要明确的回答，在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改善有缺陷的战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当中的美国盟友，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提法的世界意义可能就在于此，因其核心观点与自由主义秩序的价值理念相契和。但如何实践这个理念，用行动彰显中国的主张，而不让这个理念被外界视为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甚至是颠覆战后秩序的工具，才是关键。

在尚未有足够实力成为国际秩序维护者（enforcer）的前提下，区域合作可以成为中国落实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过去几年来，中国积极显示其能力和意愿为周边经济体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为区域安全提供新的治理机制。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一个没有预期的后果是推动中国周边国家重新考量与中国的关系。以日本和印度最近的对华政策调整最为明显，在东亚和南亚都出现了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区域合作趋势，让中国有机会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真正落实，短期内借以抵消美国的压力，甚至中长期内迫使美国回归到多边主义的轨道上。

但最终，如前所述，实现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当中，与世界各国形成共赢共治格局，而不是急于输出中国模式，强行改变现有秩序。需要明白，中国依然在探寻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而这个过程将持续很久。在这个过程中，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利益与其它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关系？与世界和平与繁荣是什么关系？只有这些问题被明确回答，中国的发展道路才算清晰。

原文发表在《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