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给各国造成压力，也令日本产生唇亡齿寒之感，中国应该积极把握此次历史机遇。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不仅对中国，同时也对地区内其它各国的外交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美日关系的变化令日本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积极调整双边关系，尤其是在李克强总理5月初访日之后，两国关系出现多年来未有的积极态势，为中日全面恢复并改善关系创造了历史条件。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因此李克强总理同时参加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标志着重启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这些变化都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稳定繁荣有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把握此次历史机遇，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改变东亚地区过去以美国为主导的战略格局。

一、日本正在面临战略选择：“脱亚入欧”还是“重返亚洲”？

直到最近，日本战后的战略外交一直非常明晰——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来维护日本安全，同时与中国保持积极的经贸关系。这个战略可以被称为“脱亚入欧”的战略，其核心是保持与美国的亲密盟友关系，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言听计从，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此战略的两个重要基础，一是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日本战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但随着中美两国国力的消长，这一战略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在安全方面，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要求盟友责任共担，对日本长期依赖美国提供保障的做法表达不满，并以放弃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相要挟。这不仅令日本感到恐慌，产生“自保”的想法，同时也迫使日本独自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这种调整不可避免会削弱美日同盟关系。

其次在经贸方面，日本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让日本迫切需要需求新的增长点和国际市场。尽管美国市场对日本依旧重要，但相比之下重要性正在下降，对求变心切的日本来说美国市场已经不够。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创造的新的国际市场变得越来越明显，令美国市场丧失了对日本的不可抗拒性——日本意识到，如果邻国出现新兴国际市场，具有巨大的消费能力以及交通便利，甚至文化上的相通性，日本当然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而“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意味着沿线国家的资源性交易也会在这个市场上完成，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市场贸易规则的运用，让日本省去了与多个国家打交道的贸易成本来获得它所需要的资源性产品。

再次，日本以贸易立国，对全球产业链的健康完整极为敏感。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让日本产生唇亡齿寒的感觉。例如安倍首相多次游说特朗普，试图让日本免于例如钢铝关税但未果，证明特朗普不会将日本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更令日本不满。

这些变化使日本外交战略面临两难：继续延续“脱亚入欧”的战略，还是“重返亚洲”，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适当平衡，而不是一味听从美国？

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安倍首相频繁访美，多次与特朗普会晤，甚至以牺牲个人形象为代价来讨好特朗普，但是没有能够保全日本的利益。日本目前的主要顾虑，一是特朗普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不谨慎方式可能会破坏日本赖以生存的稳定环境；二是贸易战破坏全球产业链会伤及日本。但尽管安倍多次努力，根据日本专家的反映，日本的顾虑在华盛顿基本不被理睬，“日本的声音没人听”。

这些变化促使日本产生“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在中美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对于这一变化及其对美国亚洲战略的深远影响，美国国内也已经注意到并开始积极讨论。例如今年4月5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围绕“中国与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问题召开系列听证会，其中一部分专门讨论如何防止中国对日韩等亚洲盟国施加影响，削弱瓦解美国的同盟力量。

这些变化意味着，目前特朗普的政策为中国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历史机遇。

二、中国的最佳策略是令日本对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产生动摇

应该认识到，中日保持友好关系具有地缘和历史基础，而日本的“脱亚入欧”战略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对日本移民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重新回到亚洲寻求发展。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日本在全球进行经济和投资扩张时，又受到美国欧国家的限制，又令日本感受到西方国家的敌意，促使日本回过头来带头发展亚洲地区经济合作。

这些历史背景说明，日本作为美国和西方的盟国，存在身份认同上的矛盾。而中日经济方面的高度互补又为中日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此次李克强总理访日的结果说明，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特朗普的贸易战和“美国优先”原则，让日本对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产生动摇，同时在安全和经济两方面为日本重返亚洲提供诱饵，从而对过去的脱亚入欧战略产生怀疑。

安全上，中国应该继续沿用此次李克强总理访日中的策略，对能够处理的敏感问题提供积极的风险管控合作机制，例如启动“海空联络机制”避免东海冲突；对钓鱼岛之类难以短时期内解决的争端予以搁置，以此解除日本的顾虑。同时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应该主动给日本更多发言权，与日本共同制定危机管控和解决机制，令其产生对东亚共同体的认同，以此获得日本的信任。

经济上，继续大力推动中日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为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提供更多便利和优惠，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以第三方合作的模式令其看到合作的广阔前景和对振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应该积极调整自身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和结构，清醒意识到特朗普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满在日本和欧洲是有共鸣的，尽管他们不赞同特朗普的处理方式。如果中国能够在这方面适当调整，向日本和欧盟进行利益倾斜，会令美国与日本欧盟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抵消美国的压力。

需要认识到，这些做法符合中国三十年多来的成功经验——利用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自己的战略空间，抵消美国的同盟政治在亚洲的发展。在最近一轮中美战略博弈当中，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美国与日、澳、印三国的同盟关系。而美国与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的安全讨论合作目前很难付诸实施，原因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目标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目标在成员国上是重合的，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印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的区域经济合作实际上是在对冲和削弱美国领导的同盟政治。

因此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策略并非是强行打压日本，迫使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因为逼迫日本完全脱离美国的安全保护并不现实。强硬打压手段只会适得其反，令日本向美国靠拢，甚至不惜以牺牲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代价。中国的策略应该是在安全问题上减少日本的顾虑，同时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增加对日本的吸引力以及与中国冲突的成本，让日本在处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时产生犹豫，举棋不定，从而为我所用。

三、中日关系回暖存在不确定性，应抓住目前的历史机遇期

尽管中日关系回暖，前景看好，但中日合作依然面临挑战。如前所述，目前中日在经济合作方面虽然没有太多根本性障碍，但中国依然需要做很多调整。在安全问题上，美国的安全保障对日本依然不可缺少。但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讲并不妨碍中日正常关系和在经贸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也都可以通过更好的调整得到缓解，使日本向中国倾斜。

两国间最为根本也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两国互信的缺失。可以说，经贸和安全问题都服从于这个根本性问题。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在互信缺失的前提下，两国领导人会面临巨大国内压力，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彼此难以让步，错失机遇。

目前的态势利好中日合作，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特殊因素。

一是因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顾及日本作为盟友的利益，让日本再一次陷入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的身份困境，在对西方国家的失望不满中重新关注亚洲共同体。

二是因为安倍首相的执政能力发生变化。安倍在2012年当选首相之时，中日关系正处在冰点，安倍以民族主义的强硬对华形象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外交上主要依赖以安全为核心考量、长期亲美的外务省，疏远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考量、对中日关系比较肯定的经产省。但此后安倍多次连选连任，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支持率保持平稳，给予他足够的政治资本在外务省和经产省之间寻求平衡，扩大执政基础。由于自民党在2017年将党总裁的任期上限由两届提升至三届，使安倍晋三有望担任首相至2021年。如果安倍的执政地位保持稳定，甚至进一步巩固，安倍的外交政策有可能进一步趋于平衡，会积极利用中日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他的影响。

但这两个有利因素都受制于两国内部政治环境的制约，因此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此外，从长远看目前的中日合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日互信缺失的结构性问题。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两个特殊因素创造的窗口期，除了上述在经贸和安全合作方面继续深化扩展，一个更为重要的政策调整是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大力度推进中日文化交流，在宣传方面改变目前针对日本的一些负面做法，让民心相通成为中日合作的核心部分，提升两国国民的互信，为两国政府的合作创造更好的环境，为长远的中日合作和区域合作创造条件，利用东亚经济共同体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域命运共同体来抵消美国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8年5月23日。原文出处：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7691?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