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曾说：“不曾有任何国家被贸易摧毁。”对于特朗普这样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来说，这难以理解。然而，如果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必须要接受的道理。

国际社会理解和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困难之处在于，特朗普以“美国优先”原则治国，但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缺乏战略原则通常所需要的明确指向和具体规划，导致其事实上沦为如一位美国专家所讽刺的，更适合贴在汽车尾部作为宣称口号（bumper sticker)，而不是作为战略指导方针。

尽管如此，“美国优先”的核心，究其实质，无外乎要求美国在安全和贸易两个向度上放弃美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地位，将资源全力集中在美国本土，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的安全和繁荣。

“美国优先”的贸易基础

在安全领域，这意味着美国的政策重点在于打击恐怖主义，限制移民，迫使欧洲和东亚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经济上将目光集中在维护美国的短期利益上，包括放弃多边贸易协议这种原则导向的做法，转而采用双边协议来为美国赢得更好的贸易条件（也就是特朗普喜欢的结果导向的策略）；采用重商主义的报复手段扭转贸易赤字；强力干预市场，限制美国公司海外投资，为美国民众挽留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回退（或者说孤立主义倾向）是基于在贸易领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境。美国在战后长期奉行的自由主义的安全观以结盟（alliance）的形式维护全球稳定，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主体，为盟国提供巨额军事援助，为此不惜允许盟友“搭便车”。这种安全观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认识和需求紧密结合，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推动。一旦美国在自由贸易方面不再占有优势，其自由主义安全观自然也就开始动摇。因此，理解美国经济与全球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理解这个关系的事实和主观认知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深入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动机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而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自由贸易之“罪”

保护主义形形色色，在动机和形态上可以千变万化。在不同形态的国家，例如经济赶超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会有不同的动因。同一国家的不同政府之间也会在保护主义措施上有所差异，例如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之间，一个比较隐蔽，一个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而在美国政府使用的名目繁多的保护主义措施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性考量因素是对就业的保护。

美国当代保护主义的三大敌人是贸易逆差、跨国企业、移民。三者对美国的伤害形式不同，但归根结底都被认为在伤害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贸易逆差被认为导致美国货币流失，令外国商品充斥美国市场，挤压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机会；跨国公司常常被斥为叛国，将资本和工作机会通过外包（outsourcing）拱手送给外国；移民则是直接从美国工人手中抢走工作机会。这些指责符合直觉，易于被大众接受，其爱国主义的道义指向也符合政治家的动员诉求，因此保护主义也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

在经济学上，保护主义的这些说法都经不起考验。首先，贸易逆差让美国货币向海外流动，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接受国。也就是说，流失的货币终究会流回美国，其前提条件不在于贸易是否有逆差，而在于美国市场的吸引力。

其次，美国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教育程度低，在美国集中在农业、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低端技术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岗位很难受到美国公民的青睐。因此移民是在补充美国的低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抢夺就业机会。最近几年在修改移民法案的过程中，中西部农场主力挺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就是一个例证。

再次，较为复杂的问题是跨国企业。跨国企业常常被斥为就业杀手，它们在海外投资，令美国工人失去就业机会。但这一论断显然无视下述几个事实：一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移到海外的绝大部分企业集中在初级制造业和低附加值的服务业（例如苹果手机的组装外包到中国，电话接线员外包到印度和菲律宾），而高技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工作（例如苹果手机的核心设计部分、那些需要复杂的交流和创新的服务类工作，例如市场开拓、研发、咨询等）很难被外包。

二是美国今天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体，90%以上的工作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工人占比不足10%。而大部分服务业，零售业、交通、银行、咨询、信息相关的商业活动等，也包括少部分制造业，例如家具制造业，需要地理相邻性（geographic proximity）——产品和服务需要就地生产和消费而不可能外包。

第三个事实是，跨国公司的外包也并不意味着国内工作机会的减少。例如，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在2003年向印度外包约1000个电话接线员的工作，为公司省下2500万美元的成本。但与此同时，该公司在美国国内增加了1200个销售业务的职务，后一种工作因其复杂性，显然不可能外包到印度。

换句话说，外包是一种转移成本来优化资源配置的策略——只要企业以扩大生产规模为目标，外包可以在国内增加就业机会。作为证据，美国在2005年失去2900万工作，但同期增加的就业机会为3100万。

贸易无关就业

最终，对这些事实的正确理解取决于对国际贸易与就业机会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认知——国际贸易的核心功能是影响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影响就业数量。

在19世纪，80%以上的美国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领域。到战后1950年代，40%以上劳动力集中在制造业。今天，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占比不足10%，而农业劳动力占比不足2%，绝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服务业，并不断增长。新兴服务企业，例如著名快递公司UPS和联邦快递（FedEx）在十几年前，亚马逊公司在最近若干年，每年都以上千计的数量招募新员工。

这个劳动力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令人兴奋但也异常痛苦的过程。伴随着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出现是旧产业领域劳动力面临的失业和再就业。但在多大程度上国际贸易可以影响这个转型过程？几乎没有，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伴随着的劳动力结构转型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是技术革新及其引发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过程。

国际贸易对这个过程有助推作用，因为贸易带来的财富的转移和积累影响到投资，而投资进一步影响技术革新。换句话说，国际贸易通过财富分配转移而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到各类产业之间的就业数量对比，但归根结底，贸易对一国的总体就业数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来证明这个道理，可以观察美国历年的劳动力结构分布。美国的劳动力数量随着人口增长逐年上升，从80年代初的1亿增长到近年来的1.4亿。与此同时，美国历年的失业率始终在5%到9%之间波动，偶尔会突破这个数值。例如2009年在金融危机之后上升到14.3%，为大萧条后最高，2016年以来则低于5%，为1980年代以来最低。考虑到这个时期也正是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时期，如果按照保护主义者的“外包是就业杀手”的逻辑，那么这个时期跨国企业的扩张应该直接带来失业率的持续攀升。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失业率的波动事实上完全取决于市场波动。观察每一次失业率的上升都恰逢经济危机之时，其原因不难理解——经济危机导致投资降温，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与贸易并无直接关系。

“美国优先”无法让美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标榜自己是里根经济学的继承人，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也是直接拷贝1980年的里根。但他显然没有注意过里根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严厉警告。在1988年，在预见到一个“新技术及所有超越了想象力的新机会均在形成”的新时代时，里根警告说，没有什么比在全球掀起贸易壁垒更能削弱这个新时代了。而富兰克林曾在更早的时候就说过：“从不曾有任何国家被贸易摧毁。”这对于特朗普这样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来说难以理解。

然而，如果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必须要接受的道理。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2017年11月3日

链接地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912?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