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正面临着经济不平等和经济极化的双重打击，这才是让美国社会在一个世纪后再一次躁动不安的根本原因。

1特朗普的死穴

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一路走来，尽管跌跌撞撞，惊险不断，却有惊无险。他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来自于精英而非普通选民，而他在与精英的厮杀中显得游刃有余，越挫越勇，民调一路攀升。但他的好运在第一次辩论中戛然而止，此前将希拉里几乎追平的民调在此后急转而下，形成大比分落后。

与平时可以精心设计的拉票活动不同，电视辩论是一个聚光灯，在彼此的唇枪舌剑中，候选人的理念和个性暴露在众人眼中，优点未必能充分显示，但弱点常常暴露无疑。那特朗普的死穴究竟在哪里？

特朗普的道德和价值观缺陷，例如他对少数族裔和妇女肆无忌惮的歧视，显然触犯了保守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底线。在竞选中这是他吸引媒体的法宝。但在辩论中却无法让他获利。

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与他的财富有关。

特朗普虽然是富豪，但他在竞选中以草根英雄自居，把攻击富豪和政治精英作为他的武器。在很多场合，特朗普把他的财富作为他能力的标志，吹嘘自己把无数烂尾工程起死复生，不仅让自己成为富豪，也让美国社会受益，自然也会有能力把美国政府这个烂摊子重新运转起来。

但辩论的结果却让美国民众发现，他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逃税的基础上。更要命的是，在辩论中面对质问，富豪特朗普先生对他的逃税并无多少歉意，不过视之为商业手段而已。美国民众现在看到的特朗普比那些把美国中产阶级逼入困境的华尔街凶手们并无二致。

换句话说，让美国回归到一个世纪前“咆哮的二十年代”的不平等问题，曾经是特朗普用来攻击政治对手的武器，现在却成全了他自己。

2美国不平等：一个世纪的轮回

专家们普遍指出美国大选闹剧背后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分裂。随着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的风行，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对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的深度讨论依然匮乏。到底美国的不平等是怎样一种状况？在多大程度上威胁着这个社会？

下面的图将美国高收入人群分类比较，从收入和财富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试图从一个历史的视角对这个现象进行深入认识。图中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一个显著状况是，收入和财富并非单纯地在各人群中拉大距离，而是向最高收入人群集中。

数据来源：Piketty and Saez。所有年收入为家庭年收入（以三口之家调整），以2015年收入计算。

通过将前10%收入人群（即高收入人群）细分，观察各个群体收入占比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图中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美国的不平等在过去一个世纪呈现出明显的U型走向。今天的美国正在回归到二十世纪初的高度不平等状态。这个状态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危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和“咆哮的二十年代”相关的词条。但是1929年的金融崩溃引发的大萧条是尽人皆知的后果，对于今天仍然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阴影下的美国人来说，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第二，二十世纪初的巨大不平等在大萧条之后被逐步抑制，从二战结束后开始进入一个“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时代，高收入人群的财富被压缩，财富分配向中产阶级倾斜。但这个趋势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发生逆转，向二十世纪初的不平等状况回归。

很多经济学家宣称，财富占比的变化是市场周期的结果，经济危机之后理应伴随着不平等的下降。但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并没有像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那样，让财富平均分配紧随其后。相反，不论是前10%人群还是三组细分人群，他们的收入占比在2009年之后都稳步回升，几乎达到甚至超出在金融海啸之前的水平。结合大萧条之后发生的政治变化，一个可靠的结论是：经济危机本身，如果没有公共政策的配合，是不可能改变财富分配状况的。

第三，越是富有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变化越符合U型结构，也就是说越有能力回到他们在二十世纪初的收入水平上。例如，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两个世纪初都远远高于其它两组人群的收入水平；而在“大压缩”时代也下降最多。但是他们目前的收入已经与他们在二十世纪初的最高水平几乎持平（2007年为23.5%，相比于1928年的23.9%）。相反，虽然同样站在收入金字塔的顶端，前10-5%人群的收入变化平平，仅有微小的增长（尽管对最低90%人群来说这些增长绝非小数），远没有达到他们在一个世纪前的地位。介于前5%到前1%的人群稍好些，他们的增长在七十年代末以后较为明显，但距离一个世纪前也仍有0.8%的差距。而相比于这两个人群，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扶摇直上，从七十年代末的9%跃升为2007年的23.5%。

第四，这个比较同时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从高收入人群变为富豪的路有多远？”以2015年的三口之家年收入水平计算，前10%人群的家庭最低收入必须要达到12万4千8百美元；成为前5%人群则需要达到18万美元；而进入前1%人群俱乐部则需要达到44万3千美元的最低家庭年收入标准。也就是说，从前10%变成前5%需要5万5千多美元的额外家庭收入；但晋升到前1%人群俱乐部则需要再增加26万美元！这个差距当然需要被放在一个历史的视角中才会更清晰。在1981年，前1%人群的家庭年收入分别是前5%人群和前10%人群的1.84倍和2.35倍。而今天，这两个值分别是2.45倍和3.55倍！

以上显示的高收入群体内部的显著差异对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意义重大，因为我们通常过于简单地把处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一小部分人群（例如前10%人群）视为同质的、利益相关的群体或社会阶层。事实上，这个群体中的不同部分对美国经济不平等有不同影响，需要专文深入分析。此处我们仅仅先澄清事实，把这些人群的差异描述清楚。

现在我们用一个数据来进一步理解这种差异。下图是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年积增长率的比较，包括最低20%的低收入人群；中间介于最低20%到最高20%的中等收入人群；前20-1%的高收入人群；以及前1%收入的富豪。如果以1979年的收入为参考点，假设各组人群的收入在当时为零，图中数据显示，前1%富豪的收入增长远远把其它人群甩开，在2008年达到1979年收入的314倍，2012年达到273倍。相比之下，其它几组人群的收入增长逊色得多。前20-1%高收入人群最高达到过73倍。中等和低等收入人群则只增加了40多倍。

数据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这个图中的数据显示的仅是基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相对于各自在1979年水平的变化。假如我们比较各组人群的收入占比与他们各自在1979年时的位置，低收入人群的状况更为窘迫：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2007年时达到1979年时的130倍左右；前20%人群达到25倍左右；而其它几组人群的增长是负值，而且一路下滑。

以上的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不平等最主要的特点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即被称为“1%”的一小部分经济精英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绝大多数利益（在90年代以来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中获得的份额在45%到65%之间），而其余的99%人群，甚至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只能获得这些精英剩余的残羹冷炙，尽管这99%人群内部的收益状况差异巨大。

3经济极化与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

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如果收入和财富分配只是在各个收入人群之间拉大差距，后果可能不一定是灾难。因为随着贸易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各种原因，各个人群彼此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会不可避免地拉大。低收入者尽管收入微薄，也仍然可以在高收入者带动的经济增长中跟进。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喜闻乐见的“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不幸的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并非如此。在收入和财富向极少数一部分人群集聚的同时，大部分人群不仅远远跟不上他们的增长节奏，有些群体实际上被逐渐挤压和边缘化，而其产生的后果令人担忧。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消失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极化。

中产阶级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即占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二（67%为区间下限）到两倍（200%为区间上限）之间的家庭（以三口之家标准进行调整）。首先从人数比例看，中等收入家庭中的成年人在美国成年人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50%。其它人群中，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占比变化都很小，而两极的人群占比变化增长显著。例如，最低收入人群的比例增长4%，而最高收入人群则增长6%，显示出人口占比上的极化：两端膨胀，中间部分缩减。

从家庭收入状况来看，下图显示，在1970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为62%，是高收入家庭（29%）的两倍多。但双方此后的地位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到本世纪初，高收入家庭占比（49%）开始超过中等收入家庭的占比（43%）。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的占比基本维持原状，从10%降到9%。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为了更直观地描述中产阶级的困境，下面这个来自皮尤中心的图描绘了两个美国城市中成人在各个收入阶层的占比变化。尽管各阶层的占比在2000年基本相同，十几年后，两个城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Goldsboro，低收入人群规模翻倍，高收入人群略有下降但基本持平。而德克萨斯州的Midland则相反，高收入人群翻倍，低收入明显下降。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变化形式都没有给中产阶级带来福音。相反，在这两个明显产生巨大变化的城市，中产阶级规模都在急速萎缩，从2000年的60%上下萎缩到2014年的48%和43%。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这里的数据给出的结论非常明显：美国社会正面临着经济不平等和经济极化的双重打击，这才是让美国社会在一个世纪后再一次躁动不安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平等问题像很多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可以让人容忍的现象，中产阶级的萎缩带来的危险不会被任何一种理论否定。如皮尤中心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所言，“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已经不再占有美国社会的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失去领地。”对一个不平等正在激化的社会，消失的中产阶级无异于雪上加霜，让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失去了重要的缓冲机制。更关键的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焦灼和不安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威胁，将左右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

4谁来拯救美国中产阶级？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咆哮的特朗普背后的社会力量。八年前奥巴马进军白宫之时，金融危机刚刚开始，其深度尚未被美国民众所认识。奥巴马的积极乐观形象和口号正当其时。八年后，真正改变中产阶级境况的改革成果寥寥无几，在“99%”们依旧伤痕累累时，富豪们却毫发无损，甚至坐收金融风暴的渔利。

熟谙市场行情的特朗普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在多次改变党派标签后，终于在金融危机之后变成坚定的共和党人，借机将危机引发的社会不安情绪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并推波助澜，大力投机正在汹涌上升的排外情绪，从2009年开始质疑奥巴马出生证明，迅速获得瞩目，又在本次的竞选中利用妇女问题和伊斯兰和墨西哥移民等种族话题获得媒体曝光。

但是特朗普终究是特朗普。一旦进入到聚光灯下，以前他长袖善舞的各种手法迅速失去作用。选民们看到的特朗普和他极力攻击的富豪们并无不同，甚至更糟，对自己的低俗贪婪表现的心安理得。

这是选举的优势，保证让最糟糕的的人无法轻易获得权力。但是谁来拯救美国中产阶级，却不是选举本身能够解决。希拉里可能不是民主党最好的人选。但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社会遇到的麻烦已经超越党派，超越选举本身。

来源：第一财经2016年10月17日。原文标题为：“美国大选凸显的不平等（上）：中产阶级日益萎缩”。此处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