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是前面两篇发自第一财经的评论文章的整合，一篇题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源泉衰竭了吗？”， 另一篇“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看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主”。无意灌水，只是因为两篇文章原本来自同一篇论文，内容高度相关。人为割裂，失去了原文的完整性和深度。现在重新整合，希望有助于对此话题更好的理解。此文经盘古智库编辑后于2016年11月5日发于该智库微信平台。特此致谢）

引子

美国近年来的政局变动引起全世界关注，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全球背景。对很多熟悉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和世界历史的人来说，今天的西方世界似乎正在面对一个世纪前的危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狂欢之后紧随而至的是尖锐的社会矛盾、精英治理的失败、民粹主义的泛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幻灭和颠覆。

自二战结束之后，西方民主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而与以往不同，贯穿于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在今天已经不再成为核心问题。今日的挑战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体制本身，来自于西方社会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自我调整的艰难。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战后的长久繁荣稳定和全球化引擎的优越地位不可避免地抑制了这个社会自我调整和创新的动力，导致在巨大的全球变革的洪流中显得内外交困，精疲力竭，令福山为代表的很多学者担忧美国正在面临着政治衰败。

在造成这种衰败的诸多因素之中，美国的右翼思潮和政治势力难逃其咎。本文意在对代表右翼势力的共和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进行分析，提供一个清晰的政治经济图谱来深入了解美国政治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及其复杂原因。

1特朗普的兴起与共和党的不归路

每个关心美国大选的人，可能都会为共和党总统提名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混乱和离心离德感到惊讶和困惑，尤其是对照民主党。尽管民主党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一致。

在共和党提名大会结束后，人们开始推测，既然已经正式成为候选人，也许特朗普会愿意放弃此前的种种激进之言，而是以更现实的竞选策略与共和党主流意愿接轨。基于这些想法，特朗普过去的一些支持者，包括共和党主席普利贝斯（Reince Priebus)，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纽约州前州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据说曾考虑劝说这位地产大佬重设他的竞选策略。但是特朗普的竞选班子不屑地将这种可能性否决了。用特朗普的话说，他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候选人（意即如何取悦党魁），但他选择不这么做。

其他人则对特朗普的转型或者退出已不抱希望。一些愤怒的共和党成员明确表示要放弃自己心爱的老大党。例如，纽约州议员理查德·汉纳（Richard Hanna)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克林顿的在职共和党议员。几天之后，缅因州参议员苏萨·科林斯（Susan Collins）在华盛顿邮报公开撰文表示不能支持特朗普。

更多的人则对现状感到无力回天的沮丧。对他们来说，这个曾经由反奴隶制人士在1854年成立、由林肯担任首位总统的政党，已经完全背叛了当初的“个人自由”和“国家团结”的诺言。形势如此不堪，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修修补补的改革对于改变这个党已经无济于事。唯一的、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是等到特朗普输掉选举后，一个彻底崩溃的共和党可能会有机会绝处逢生，涅槃重来。

对大部分人来说，似乎是特朗普将共和党本已混乱不堪的预选推上了不归路。但这样说未免高估了这位地产商的能力，同时也低估了共和党甚至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大量的评论已经指出美国政治被民粹主义裹胁，为特朗普的上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有很多评论触及到美国民粹主义盛行的政治经济根源——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极化：经济上是日益严重的收入和分配不平等以及日益被挤压的中产阶级；政治上是两党对立，彼此拆台，置公共利益于不顾。

但是美国社会是如何走入这个境地的？美国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的本质，了解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并了解特朗普现象与美国共和党之间的复杂关系。

相比于桑德斯的民粹主义，特朗普的版本的确值得令人对民主的前途产生忧虑。很多人从他的仇恨言语中看到三十年代魏玛时代的暴烈气息，不禁担忧新纳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对有些人来说，民粹主义，一如希腊先哲们警告过的，是民主泛滥的结果。这些人甚至认为，西方民主已经进入到晚期阶段，表现为最大化的、无节制的自由。以美国为例，建国之父们精心设计的用来限制多数暴政的诸多非民主的策略（最明显的是总统的间接选举）已经逐渐被大众民主所取代。尤其在网络和媒体力量的推动下，今天的西方选举已变成民主狂欢，随之而产生是精英的边缘化和公共权威的弱化，导致政府决策跟随大众情绪随意摇摆，公权力被滥用。

这样的分析无疑过于草率。不管怎样，法西斯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而特朗普迄今为止从未给出清晰的施政纲领；他的价值观零散矛盾——与其说他在带领无知大众为建立一个目标明确的新政权而努力，不如说特朗普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商贩，敏锐的跟踪着大众的喜好，将他们最喜闻乐见的政治产品，在适当的时机以出人意料的手段成功推销出去。

但是，想到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参与总统竞选时，他的类似言论至多被各方视为笑谈。而今天，他却令他的共和党党魁们颤栗，也令全世界为之不安。

是什么令特朗普生逢其时？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在今天民粹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浪潮时，特朗普的版本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

2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与焦灼的白人中产阶级

本届美国大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左右两党都受到民粹主义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先将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与桑德斯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区分开来。相比于特朗普，桑德斯的民粹主义诉求要纯粹得多，基本上集中在经济不平等和贸易保护方面。因此其反对的主体也很明确，一是华尔街为代表的的金融资本，二是被美国劳工视为威胁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跨国企业。在这两点上特朗普与桑德斯的立场并无不同，除了特朗普更为肆无忌惮的语言表述方式。

因为这一点，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选民之间，产生了两党多年来第一次、也是令人诧异的高度重叠。一个保守的新闻网站（The Drudge Report）在2016年初的一项民调里让它的读者（当然大部分是保守派）选择他们喜欢的下一任美国总统。桑德斯仅次于特朗普（29.69%相比于36.05%），远远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因此就经济民粹主义而言，特朗普和桑德斯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美国民众而言，他们两个人都代表了敢于为民直言、反对精英特权、保护美国大众利益的英雄。两个人共同的外来者身份（桑德斯虽然是议员，但他的独立议员的地位使他始终游离在主流政治之外）和他们反建制派的坚定立场极大地弱化了他们的党派色彩，使得他们在经济诉求方面共同得到美国左右两派民众的认同。

但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要复杂得多。除了经济民粹主义与左派契合外，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其实要比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显得更“自由”（即左倾）些。例如，他在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上并没有很强烈的倾向。就保守派看重的家庭伦理道德而言，作为一个离婚两次的曼哈顿花花公子，特朗普很难有资格自称为核心的保守派人士。对于保守派非常看重的其它一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奥巴马医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他虽然口头上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却又对加拿大更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表示赞赏。他许诺不触动社会保障项目，公开与共和党的反福利倾向对抗，声称不能容忍任何人饿死街头。

这种党派的模糊性是特朗普高人气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是充分条件。真正让他从喧嚣的初选中胜出，并与克林顿抗衡的是他的极具煽动性的文化民粹主义——对移民、穆斯林、或者说一切明显或不明显的、被视为于美国不利的敌对国家和势力。反移民和反穆斯林主张并非新闻。但是将特朗普的反移民观点与他的大部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同伴区分开来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他这些观点背后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义和文化圣战。大部分反移民者，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通常最主要的依据是经济逻辑，是移民对当地人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影响。移民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无疑是一个持久而潜在的心理背景。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少有政治家，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将这些心理阴影像特朗普这样毫无遮掩、甚至是夸张而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

究竟是什么让特朗普的这些策略大行其道？

对于桑德斯的拥护者来说，美国的问题全部在于资本主义。这些人自称社会主义者，把拥护桑德斯变成时尚。些人对现有的美国民主体制不满，但相信可以改善。一个世纪前的进步主义是他们效仿的对象。

但特朗普的主要拥护者，白人（尤其是男性）中产阶级，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如纽约时报记者安德鲁·苏利文指出的，这些白人们发现，在这个变得日益多元的文化当中，除了他们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群的地位都在改善——黑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断受到重视；同性恋婚姻在50个州被认可；一个女人有可能将接替一个黑人男子而成为下界美国总统。与此同时，这个自视为“最美国”的群体，在看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日益下滑的同时却还要时时被提醒去保持政治正确，收敛他们的种族和性别优越。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会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当中心理失衡最严重、最易于诉诸极端情绪和行为（革命是最极端的方式）的人群，不是那些处在收入分配最低端的穷人，而是那些“新穷人”——那些自认为正在被“剥夺”，正在被边缘化、发生身份认同危机的人群。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中产白人的被“剥夺感”的释放引发了茶党的运动。而奥巴马在位的八年不仅没有改善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反而更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失落情绪。

对于在过去八年当中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冲突事件，精英们习惯地把这些事件视为美国民主应有的部分。但是特朗普看到了机会。常规政治家（包括桑德斯）习惯遵守的所有教条，包括政治正确（种族、性别平等，反对暴力和刑讯）和政策可行性（遣返移民和穆斯林，在墨西哥边界立墙），对特朗普来说都成为难得的攻击对象，用他多年来在真人秀节目中训练出来的煽动技巧为他的拥护者提供宣泄不满——甚至仇恨——的渠道。对于自我价值不断受到打击的白人中产阶级来说，所有这些政治不正确里，有什么比白人至上主义和文化圣战更令人兴奋的吗？

与其说是特朗普高明，不如说是他的主要对手，建制派的精英们治理无能。

很多分析指出美国劳工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窘迫境地——经济前景恶化，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劳动不被尊重，工作不断被跨国公司转移到新兴国家。这些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美国收入不平等在近年里的急剧攀升和中产阶级的节节败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有些人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似乎已经变得很遥远。但是美国中产阶级并没有忘记，也无法忘记。尽管经济在复苏，工作机会在增加，但美国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朝向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转型——收入和财富继续向最高收入人群聚集；造成巨大灾难的金融扩张并未被遏制，而政治家们，包括在2008年给美国人带来比今天的特朗普更激动人心的承诺的奥巴马，也最终向华尔街屈服。

但对一个拥护特朗普的中产白人来说，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远远不不止于收入和财富的下滑。今天的普通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往大部分时期都要好一些。真正对他们形成打击的是支撑这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美国梦：人人皆可通过勤奋努力实现繁荣富裕。但是大量的美国人开始对此深表怀疑。据称相信美国梦的人数降到20年来最低点。尤其是年轻人更为悲观，一半以上不相信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体系。大量研究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日益下降，世袭精英制似乎正在统治美国劳动力市场，使年轻人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一项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千禧一代中自认为中产阶级的比例从45.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

但最为糟糕的是，精英们似乎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无力给出任何有效的方案。对于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拥护者来说，这个精英阶层——政治家和他们的富豪朋友——的腐败、自满和无能是灾难的渊薮。他们无力感受大众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遭受的心理压力，固执于旧有的制度和教条，在政治正确和有效政策之间犹豫不决，常常首鼠两端。他们无法为未来指出方向，同时却又热衷于彼此拆台。

特朗普言语粗鲁，作风令人厌恶；他的施政纲领模糊，常常自相矛盾。但至少，他毫不掩饰的、强心剂般的凌厉口吻迫使所有人直视美国中产白人面临的窘境。更重要的是，他让人们足够清醒的认识到忽视这个人群的可怕后果。

在这个疲惫无力、方向感尽失的年代，既然无人能够掌舵，那不如相信一个有魄力的破坏者，在尽情宣泄中给大家指出一个明确的敌人，让这艘船不再原地打转。美国人，准确的说，美国的男性白人中产者，已经太久没有自己的英雄了。用传统的眼光来看，特朗普在任何一个方面可能都不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但对这些相信不破不立的美国白人中产者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他们需要的吗？

3“赢者通吃政治”与精英治理失败

在这些不满情绪的背后是美国治理的失败。但到底是谁应该为这个失败负责？是什么力量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初，美国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美国社会究竟是被谁统治的——普通公民？经济精英？利益集团？争论的结果是以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获胜：相对平等而多样化的公民团体和利益集团彼此竞争影响政府，从而保证普通公民的基本利益需求能够在公共政策中被代表。

但是下面这个图却显示，当达尔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他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从三十年代末罗斯福新政到七十年代末，这个时期经常被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时代，以经济平等和政治妥协著称。而此前和此后的美国社会与他描述的大为不同：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与严重的政治分化统治着美国，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动荡和不满情绪。对于那些经历过所谓的“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美国人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不过是一个世纪以来又一次经济分化、政治衰败的结果。而主导这个变化的则是大资本对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控制。

数据来源：收入占比来自Piketty and Saez, 2003 (updated)；两党分化来自Nolan McCarty,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2016, MIT Press (2nd edition).

这个过程的最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美国学者海克尔和皮尔森（Hecker and Pierson)所说的“赢者通吃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美国政治成为资本控制的有组织的战斗（organized combat)。在此背景下，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企业规制、劳工关系、以及税法等公共政策，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结构，使其向大资本（例如最高1%收入人群）倾斜。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以及与税法和大公司经理人收入的紧密关系做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背后的政治部分的分析并不透彻，没有触及到“胜者通吃政治”里强调的商业利益集团“有组织的战斗”带来的深刻政治变化：劳工组织的衰败、政府放松管制（尤其是针对金融业）、意识形态的极化、特别是美国政治中心的右移。

相比于二十世纪早期，今天的美国商业利益集团不再依赖于类似于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少数几个商业家族，而是聚集在美国商会和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之类的游说集团下面，以集团形式更有效而隐蔽地实现利益表达。就资本而言，代表劳工和下层民众利益的利益集团从来都不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对手。但近年来这个差距日益扩大。一项2014年的学术研究显示，在联邦政府层面上，84%的游说花费来自大公司和代表大资本的商业协会。

但金钱并非是后者唯一使用的工具。通过游说直接影响政治家和决策过程也已经显得过于直白，难以被今天的大众接受。相反，通过学界和智库为他们的利益和主张背书，借助各种社会团体进行全民动员，增强他们的公共影响力，已经成为今日商业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战术。例如，以积极参与政治著称的商业巨头科奇兄弟（Koch brothers)资助甚至直接建立了大量保守的基金会、智库（包括著名的Cato研究所、Heritage基金会）和民间团体，在减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产生巨大影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他们最近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人力和资金规模上可以匹敌民主党和共和党，堪称美国第三大党。

换句话说，今天的商业利益集团更注重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甚至社会价值观（例如堕胎、同性恋、持枪、宗教信仰等）上影响政府决策和运作，从而使得他们在利益表达和维护上更为多元、灵活、隐蔽，因此也更加有效。这种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来推进利益集团的利益的策略被称为“思想洗白（thought laundering）”，其影响的力度和持续性远非二十世纪初的商业巨头们能够想象。

就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言，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在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培养出一个对政府持有相当敌意的民众。经过利益集团几十年的努力，里根总统的名言——“英语中最令人恐怖的几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提供帮助的”以及“政府扩张意味着自由的萎缩”——已经深深扎根在今日美国民众的政治潜意识里。自里根以降，减税、放松管制、小政府等词汇，已经逐步变成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正确，成为商业利益集团控制共和党政治家的锐利武器，帮助他们成功地将温和的共和党成员排除在主流阵营之外。在“大压缩时代”，统治美国政坛的是温和派——“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在当时是溢美之词。而今天，这些人被视为骑墙者。尤其是在某些议题上认同左派观点的共和党人，会被称为“犀牛”（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的简称，意思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列入黑名单而口诛笔伐。

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把共和党向极端方向推动。更重要的是，在金钱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下，民主党政治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无力抗衡。向左倾斜的代价显而易见，而左翼社会力量的政治诉求在“大压缩时代”获得充分满足，导致长期以来缺乏动力形成新的、来自底层的力量。“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说是左翼社会力量自三十年代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运动，但远不足以与保守势力抗衡。最终的结果如下图显示，过去三十多年来，共和党向右偏离的幅度远远超过民主党的左偏，从而使美国政治中心整体向右偏离。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虽然分歧越来越深，但实质区别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因为无论是哪个党派入主白宫，华尔街和大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都是难以触动的。上面的图显示，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并没有在金融危机之后下降，而是很快回升并进一步扩大。奥巴马主政期间的税法改革对富人的收入仅仅做了微调而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尽管奥巴马尽全力挽救华尔街于金融股灾，但并不代表华尔街买他的帐。金融危机过去不久，在一次到华尔街的造访中，奥巴马试图游说华尔街同意控制经理人日益攀高的薪酬，帮助平息公众的愤怒。但没有任何华尔街代表出席他的演讲会。又如，前不久希拉里被指责拒绝公布她与华尔街代表见面时的演讲辞，让人怀疑她的立场。民主党已然如此，‌共和党则更成为这个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被完全俘获。

数据来源：Nolan McCarty,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2016, MIT Press (2nd edition).

4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主与衰落帝国综合症

共和党，这个被称为“林肯的党”的政治组织，今天却全然站在自己当年的信仰的对立面，面临如此窘境，不能不令人感概。但共和党和美国右翼思潮的变化是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部分，反映了美国政治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海桑田：1870年代前美国政治的核心是为统一市场和统一的国家认同而战。此后的美国历史，可以说，是与大资本和商业利益集团斗争的历史。三十年代末期之后的胜利，一部分归于历史幸运（例如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源自美国民主的活力。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进步主义持续三十多年，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最终帮助罗斯福实现新政。一个世纪后，美国社会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这一次，对手和环境已全然不同。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民主的新挑战来自自身：这个雄踞于世界强国巅峰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是否还具有当年的活力，让进步主义浪潮再一次激情澎湃？

在一定意义上说，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主是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些保护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公共政策。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自由民主基石的资本主义也面临彻底改革的挑战。过去三十多年来，基于金融深化和金融扩张的美国经济制度造成的危险后果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然而美国社会对其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造。来自北欧和德国等其它发达民主国家的混合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经验，在桑德斯之前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对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近乎仇恨的意识形态让任何实验都难以形成实质性影响。

“衰落帝国综合征”也许是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描述这个全球霸主面临的境况。于其它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受惠于全球金融扩张最多。但今天她也比任何其它一个国家更多的受制于她精心缔造的这个体系。很难说美国精英不了解或不愿意去改变现状。但像所有面临挑战的帝国一样，最可怕的改革阻碍来自于一种身心疲惫的愤怒，如漩涡一样，把所有人拖进去。

这也可能是此次美国大选最让世界不安之处。无论特朗普是否赢得了这次选举，被他的个人特点进一步推动的漩涡已经在开始威胁这个社会，很难因为选举的结果而有根本改变。但如何让这个在衰落中焦躁不安的大国稍安勿躁，愿意继续承担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重任，不仅仅是美国精英的责任，也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