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令很多人对民主的前途产生忧虑。

很多人从他的仇恨言语中看到了上世纪30年代魏玛时代的暴烈气息，不禁担忧新纳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对有些人来说，民粹主义，一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警告过的，是民主泛滥的结果。这些人甚至认为，西方民主已经进入到晚期阶段，表现为最大化的、无节制的自由。以美国为例，建国之父们精心设计的用来限制多数暴政的诸多非民主的策略(最明显的是总统的间接选举)已经逐渐被大众民主所取代。尤其在网络和媒体力量的推动下，今天的西方选举已变成民主的狂欢，随之而产生的是精英的边缘化和公共权威的弱化，导致政府决策跟随大众情绪随意摇摆，公权力被滥用。

这样的分析无疑过于草率。不管怎样，法西斯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而特朗普迄今为止从未给出清晰的施政纲领;他的价值观散乱而随机——与其说是他在带领无知大众为建立一个目标明确的新政权而努力，不如说特朗普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商贩，敏锐地跟踪着大众的喜好，将他们最喜闻乐见的政治产品，在适当的时机以出人意料的手段成功推销出去。

但是，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参与总统竞选时，他的类似言论至多被各方视为笑谈，而今天他却令共和党党魁们颤栗，也令全世界为之不安。

是什么令特朗普生逢其时?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在今天民粹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浪潮时，特朗普的版本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

本届美国大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共和民主两党都受到民粹主义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先将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与桑德斯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区分开来。

相比于特朗普，桑德斯的民粹主义诉求要纯粹得多，基本上集中在消除经济不平等和贸易保护方面。因此其反对的主体也很明确，一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二是被美国劳工视为威胁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跨国企业。在这两点上，特朗普与桑德斯的立场并无不同。

因为这一点，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选民之间，产生了两党多年来第一次，也是令人诧异的高度重叠。一个保守的新闻网站(TheDrudgeReport)在一项民调里，让它的读者(当然大部分是保守派)选择他们喜欢的下一任美国总统。桑德斯仅次于特朗普(29.69%相比于36.05%)，远远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因此就经济民粹主义而言，特朗普和桑德斯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对于美国民众而言，他们两个人都体现了敢于为民直言、反对精英特权、保护美国大众利益的特点。两个人共同的外来者身份(桑德斯虽是议员，但他独立议员的地位使他始终游离在主流政治之外)和他们反建制派的坚定立场，极大弱化了他们的党派色彩，使得他们在经济诉求方面共同得到美国左右两派民众的认同。

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要复杂得多。除了经济民粹主义与左派契合外，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其实要比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显得更“自由”(即“左倾”)些。例如，他在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上并没有很强烈的倾向。就保守派看重的家庭伦理道德而言，作为一个离婚两次的曼哈顿花花公子，特朗普很难有资格自称为核心的保守派人士。对于保守派非常看重的其他一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奥巴马医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他虽然口头上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却又对加拿大更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表示赞赏。他许诺不触动社会保障项目，公开与共和党的反福利倾向对抗，声称不能容忍任何人饿死街头。

这种党派的模糊性是特朗普高人气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是充分条件。真正让他从喧嚣的初选中胜出，并与希拉里·克林顿抗衡的，是他的极具煽动性的文化民粹主义——针对移民、穆斯林或者说一切明显或不明显的、被视为于美国不利的敌对国家和势力。

反移民和反穆斯林主张并非新立场。但将特朗普的反移民观点与他的大部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同伴区分开来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他这些观点背后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义和文化圣战倾向。大部分反移民者，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通常最主要的依据是经济逻辑，是移民对当地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影响。移民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无疑是一个持久而潜在的心理背景。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少有政治家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中，将这些心理阴影像特朗普这样毫无遮掩甚至是夸张而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

究竟是什么让特朗普的这些策略大行其道?

焦灼的白人中产阶级

对于桑德斯的拥护者来说，美国的问题全部在于资本主义。这些人自称社会主义者，把拥护桑德斯变成时尚。这些人对现有的美国民主体制不满，但相信可以改善。一个世纪前的进步主义是他们效仿的对象。

但特朗普的主要拥护者——白人(尤其是男性)中产阶级，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如《纽约时报》记者安德鲁·苏利文指出的，这些白人发现，在这个变得日益多元的文化当中，除了他们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群的地位都在改善——黑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断受到重视;同性恋婚姻在50个州被认可;一个女人有可能将接替一个黑人男子而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与此同时，这个自视为“最美国”的群体，在看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日益下滑的同时，却还要时时被提醒去保持政治正确，收敛他们的种族和性别优越。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会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当中心理失衡最严重、最易于诉诸极端情绪和行为(革命是最极端的方式)的人群，不是那些处在收入分配最底端的穷人，而是那些“新穷人”——那些自认为正在被“剥夺”，正在被边缘化、发生身份认同危机的人群。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中产白人的被“剥夺感”的释放引发了茶党的运动。而奥巴马在位的八年不仅没有改善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反而更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失落情绪。

对于在过去八年当中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冲突事件，精英们习惯视之为美国民主应有的部分。但特朗普看到了机会。常规政治家(包括桑德斯)习惯遵守的所有教条，包括政治正确(种族、性别平等，反对暴力和刑讯)和政策可行性(遣返移民和穆斯林，在美国墨西哥边界立墙)，对特朗普来说都成为难得的攻击对象，用他多年来在真人秀节目中训练出来的煽动技巧为他的拥护者提供宣泄不满——甚至仇恨的渠道。对于自我价值不断受到打击的白人中产阶级来说，所有这些政治不正确里，有什么比白人至上主义和文化圣战更令人兴奋的呢?

精英的失败

与其说是特朗普高明，不如说是他的主要对手——建制派的精英们治理无能。

很多分析描述了美国劳工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窘迫境地——经济前景恶化，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劳动不被尊重，工作不断被跨国公司转移到新兴国家。这些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美国收入不平等在近年里的急剧攀升和中产阶级的节节败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有些人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已经变得很遥远。但美国中产阶级并没有忘记，也无法忘记。尽管经济在复苏，工作机会在增加，但美国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向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转型——收入和财富继续向最高收入人群聚集;造成巨大灾难的金融扩张并未被遏制;而政治家们，包括在2008年给美国人带来比今天的特朗普更激动人心承诺的奥巴马，也最终向华尔街屈服。

但对一个拥护特朗普的中产白人来说，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收入和财富的下滑。今天的普通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富足。真正对他们形成打击的，是支撑这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美国梦：人人皆可通过勤奋努力实现繁荣富裕。

大量美国人开始对此深表怀疑。据称相信美国梦的人数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年轻人更为悲观，一半以上不相信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体系。大量研究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日益下降，世袭精英制似乎正在统治美国劳动力市场，使年轻人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一项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千禧一代中自认为中产阶级的比例从45.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

但最为糟糕的是，精英们似乎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无力给出任何有效的方案。对于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拥护者来说，这个精英阶层——政治家和他们的富豪朋友的腐败、自满和无能是灾难的渊薮。他们无力感受大众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遭受的心理压力，固执于旧有的制度和教条，在政治正确和有效政策之间犹豫不决，常常首鼠两端。他们无法为未来指出方向，同时却又热衷于彼此拆台。

特朗普言语粗鲁，作风令人厌恶;他的施政纲领模糊，常常自相矛盾。但至少，他毫不掩饰的、强心剂般的凌厉口吻迫使所有人直视美国中产白人面临的窘境。更重要的是，他让人们足够清醒地认识到忽视这个人群的可怕后果。

在这个疲惫无力、方向感尽失的年代，既然无人能够掌舵，那不如相信一个有魄力的破坏者，在尽情宣泄中给大家指出一个明确的敌人，让这艘船不再原地打转。美国人，准确地说，美国的男性白人中产者，已经太久没有自己的英雄了。特朗普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但对这些相信不破不立的美国白人中产者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他们需要的吗?

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主

美国民主在这个过程中负有多大责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无可怀疑的是，美国民主制度正在面临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挑战。因为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些保护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公共政策。同时，作为现代自由民主基石的资本主义，也面临着彻底改革的挑战。

过去30多年来，基于金融深化和金融扩张的美国经济制度造成的危险后果，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然而美国社会对其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造。来自北欧和德国等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混合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经验，在桑德斯之前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对社会主义分配经济近乎仇恨的意识形态，让任何实验都难以形成实质性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主是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衰落帝国综合征”也许是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描述这个全球金融霸主面临的境况。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受惠于金融扩张最多。但今天它也比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更多受制于它精心缔造的这个体系。很难说美国精英不了解或不愿意去改变现状。但像所有面临挑战的帝国一样，最可怕的改革阻碍来自于一种身心疲惫的愤怒，如漩涡一样，把所有人拖进去。

这也可能是此次美国大选最让世界不安之处。特朗普可能赢不了这次选举。但被他的个人特点进一步推动的漩涡，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或减弱。如何让这个在衰落中焦躁不安的全球霸主少安毋躁，愿意继续承担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重任，不仅仅是美国精英的责任，也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