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发于2016年8月15日。内容来自作者刚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不平等分析的学术论文。此文意在解释经济不平等和利益集团对美国当前政治局势的影响。如今特朗普上台，他能否改变这些结构性问题，当拭目以待。作者正在对此撰写新文进行评论）

每个关心美国大选的人，在看完最近召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后，可能都会为该党在大会中表现出来的离心离德感到惊讶和困惑，尤其是对照一周后召开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尽管民主党同样面临着巨大危机，但至少在大会中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一致。

共和党这是怎么了?扩大而言，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主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共和党的不归路?

共和党真正的分崩离析，应该是从提名大会结束后开始的。

有人或许认为，既然已经正式成为候选人，也许特朗普会愿意放弃此前的种种激进之言，而以更现实的竞选策略与共和党主流意愿接轨。基于这些想法，特朗普过去的一些支持者，包括共和党主席普利贝斯(ReincePriebus)、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纽约州前州长朱利安尼(RudyGiuliani)，据说正在考虑劝说这位地产大佬重设他的竞选策略。但特普朗的竞选班子不屑地将这种可能性否决了。用特普朗的话说，他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候选人(意即如何取悦党魁)，但他不愿意这么做。

其他人则对特普朗的转型或退出都已不抱希望。一些愤怒的共和党成员正在考虑放弃自己心爱的党。例如，纽约州联邦众议员理查德·汉纳(RichardHanna)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在职共和党议员。几天之后，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萨·科林斯(SusanCollins)在《华盛顿邮报》公开撰文表示不能支持特朗普。

更多的人则对现状感到无力回天的沮丧。对他们来说，这个曾经由反奴隶制人士在1854年成立的政党，已经完全背叛了当初的“个人自由”和“国家团结”的诺言。

形势已是如此不堪，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修修补补的改革对改变这个党已经无济于事。唯一的，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是等特普朗输掉选举后，再让彻底崩溃的共和党去涅槃重来。

对大部分人来说，似乎是特普朗将共和党本已混乱不堪的初选推上了不归路。但这样说未免高估了这位地产商的能力，同时也低估了共和党甚至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大量的评论已经指出，美国政治被民粹主义裹挟，为特朗普的上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有很多评论触及美国民粹主义盛行的政治经济根源——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极化：经济上是日益严重的收入和分配不平等以及日益被挤压的中产阶级;政治上是两党对立，彼此拆台，置公共利益于不顾。

但美国社会是如何走进了这样一个境地的呢?美国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政局的复杂历史背景，也有助于了解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精英统治与大资本的回归

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初，美国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美国社会究竟是被谁统治的——普通公民、经济精英，还是利益集团?争论的结果以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获胜：相对平等而多样化的公民团体和利益集团彼此竞争，影响政府，从而保证普通公民的基本利益需求能在公共政策中被很好地代表。

但图1却显示出，达尔的理论产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上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正处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难得的时代：从30年代末罗斯福新政到70年代末，这个时期经常被称为“大压缩(GreatCompression)”时代，以经济平等和政治妥协著称。而此前和此后的美国社会大为不同：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与严重的政治分化统治着美国，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动荡和不满情绪。对于那些经历过所谓的“咆哮的2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又一次经济分化、政治衰败的结果。而主导这个变化的则是大资本对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控制。

这个过程最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美国学者海克尔和皮尔森所说的“胜者通吃政治”：美国政治成为资本控制的有组织的战斗(organizedcombat)。在此背景下，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企业规制、劳工关系以及税法等公共政策，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结构，使其向大资本(例如1%最高收入人群)倾斜。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已在很大程度上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以及与税法和大公司经理人收入的紧密关系，做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的研究并未触及“胜者通吃政治”里强调的商业利益集团“有组织的战斗”带来的深刻政治变化：劳工组织的衰败、政府放松管制(尤其是针对金融业)、意识形态的极化特别是美国政治重心的右移。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利益集团

相比于上世纪早期，今天的美国商业利益集团不再依赖于类似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少数几个商业家族，而是聚集在美国商会和商业委员会(BusinessCouncil)之类的游说集团下面，以集团形式更有效而隐蔽地实现利益表达。就资本而言，代表劳工和下层民众利益的利益集团从来都不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对手。并且近年来这个差距日益扩大。一项2014年的学术研究显示，在联邦政府层面上，84%的游说花费来自大公司和代表大资本的商业协会。

但金钱并非后者使用的唯一工具。通过游说直接影响政治家和决策过程也显得过于直白，难以被今天的大众所接受。相反，通过学界和智库为他们的利益和主张背书，借助各种社会团体进行全民动员，增强他们的公共影响力，已经成为今日商业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战术。

例如，以积极参与政治著称的商业巨头科奇兄弟(Kochbrothers)资助甚至直接建立了大量保守的基金会、智库和民间团体，在减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产生巨大影响。

换句话说，今天的商业利益集团更注重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甚至社会价值观(例如堕胎、同性恋、持枪、宗教信仰等)上影响政府决策和运作，从而使得他们在利益表达和维护上更为多元、灵活、隐蔽，因此也更加有效。这种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来推进利益集团的利益的策略被称为“思想洗白”，其影响的力度和持续性远非上世纪初的商业巨头们能够想象。

就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言，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在过去30多年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培养出了对政府持有相当敌意的民众。经过利益集团几十年的努力，里根总统的名言——“英语中最令人恐怖的几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提供帮助的”以及“政府扩张意味着自由的萎缩”——已经深深扎根在今日美国民众的政治潜意识里。

自里根以降，减税、放松管制、小政府等词汇，已经逐步变成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正确，成为商业利益集团控制共和党政治家的最有效武器，帮助它们成功地将温和的共和党成员排除在主流阵营之外。在“大压缩时代”，统治美国政坛的是温和派——“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在当时是溢美之词。而今天，这些人被视为骑墙者。尤其是在某些议题上认同左派观点的共和党人，会被称为“犀牛”(RINO，RepublicaninNameOnly的简称，意思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列入黑名单而口诛笔伐。

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把共和党向极端方向推动。更重要的是，在金钱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下，民主党政治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无力抗衡。向左倾斜的代价显而易见，而左翼社会力量的政治诉求在“大压缩时代”获得充分满足，导致长期以来缺乏动力形成新的、来自底层的力量。“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说是左翼社会力量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左翼运动，但远不足以与保守势力抗衡。最终的结果如图2显示，过去30多年来，共和党向右偏移的幅度远远超过民主党的左偏，从而使美国政治重心整体向右偏移。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虽然分歧越来越深，但实质区别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因为无论是哪个党入主白宫，华尔街和大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都难以触动。图1显示，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并没有在金融危机后下降，而是很快回升并进一步扩大。奥巴马主政期间的税法改革对富人的收入仅仅做了微调，而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共和党这个当年由反奴主义者为平等自由而成立的党，今天却全然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面临如此窘境，不能不令人感慨。但共和党的历史是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部分，反映了美国政治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海桑田：1870年前美国政治的核心是为统一市场和统一的国家认同而战。此后的美国历史，可以说，是与利益集团斗争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的胜利，一部分归于历史幸运(例如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源自美国民主的活力。上世纪初兴起的进步主义持续30多年，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最终帮助罗斯福实现了新政。

一个世纪后，美国社会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这一次，对手和环境已全然不同。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民主的新挑战来自自身：这个雄踞于世界强国巅峰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是否还具有当年的活力，让进步主义浪潮再一次激情澎湃，让这个曾经活力四射的社会重现辉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任何预测都难以令人满意。但这又何尝不是今天大部分社会都面临的一个普遍的挑战?

来源：第一财经 2016-08-15